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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媒体就是做品牌,品牌可以流芳百世,可以几易其主,但其身后的企事业则不能。
做媒体品牌需要两个打造两个平台,一个是面向读者的信息平台,一个是面向广告商的广告平台。如果我们将媒体品牌(影响力)、读者群(注意力资源)、广告商(经济收益)设定为三个板块,那么信息平台和广告平台就是连结媒体品牌板块与读者群板块、媒体品牌板块与广告商板块之间的撬板。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们要以媒体品牌板块通过两个平台来撬动读者群板块和广告商板块的话,我们还缺少一个最为关键的因子---杠杆的支点。
这个“支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寻找自己媒体的支点。这个支点是媒体影响力得以实现的关键。我们从杠杆原理知道,支点越靠近目标物体,我们越容易撬动它。对于读者而言,这个支点就是发行、内容、互动等服务;对于广告商而言,这个支点就是受众、效果、政策等服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支点的核心物质就是媒体的定位问题。
谈到媒体定位问题,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是媒体性质的明确问题。
二是媒体定位的设计问题。
一、媒体性质的明确
有一个问题:即办报人追求的首要目标是什么?
从这个角度,我们本可以将国内的媒体大致一分为二地看,一类媒体是为政治而办的,追求的是影响、见证国家的历史进程,这类在1990年以前遍地都是,绝大多数都是靠着挂靠单位、行政拨款和摊派征订而活,广告只是意外之财,他们追求的是政治影响力,期望能够影响国家意志,左右民众意愿,这类媒体我称之为政治性媒体。最典型的就是中央三大报。
另一类媒体则是为利益而办的,谋求媒体投资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他们追求的是经济影响力,期望中国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能够给予投资者巨额的回报,这类媒体我称之为商业性媒体。这类媒体在2000年以前还比较少,在2000年以后这类媒体纷纭踏至。时尚类媒体就是这种资本赤裸裸谋求收益的媒体形象最为纯粹的注脚。
我之所以只说“本可以将国内的媒体大致一分为二地看”的话。因为,就目前国内的媒体行业来看,我们的媒体中还存在着一种特别“中间体”类媒体,这类媒体数量不在少数。这类媒体本是体制内的读本,最初的立足点本也是追求政治影响力,最不济也要影响老百姓的行为标准,但中央各省市开始进行报刊整顿后,从体制内扔出一大堆“断奶的大大小小的公子哥”,他们在市场中挣扎,少数的因为垄断惯性或有一个好的引路人可以温饱甚至过得还不错,但大多数还是处在朝不夕保的境地中。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很多媒体忽然发现与资本的联婚可以让自己过上好日子,至少可以一解燃眉之争。于是在这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变了形的媒体,他们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政治体面,一方面又要追求资本剩余。这使很多体制内出来的媒体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资本与体制的博弈中,资本方更多地处于一种弱势。这种资本的弱势使得媒体的声音更多地倾向于体制内的声音,而非来自市场化的需要。这导致在媒体经营当中经常出现采编与销售“两张皮”的现象。
2001年,有一种言论说是 “(在中国内地)媒体行业是最后一个暴利行业“,这种言论有的人引经据典,出自国际专家、国内权威的都有。这种言论甚至鼓动了一大批国内外投资者争先恐后投身于这场“媒体圈钱”运动中。我们且不管这种言论的对错与否,但我们看到市场资本如此大规模涌入媒体市场,他们的目标是赤裸的、一目了然的,那就是圈钱来的,这有别于那些具有传统的媒体。资本投机的本质随着其资金注入报社,剥夺报社的经营权开始,资本的力量已经影响到媒体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媒体的本质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迁。在这个表象下面,我们会看到媒体市场就如同一锅沸腾的水,水面上冒起的水泡如此之多,最多的是那些市场经济热起的气势,政治性影响力只是其中一个或者说最大的那个而已。
因此,我要说的就是:媒体的影响力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时尚之于时尚类媒体,比如体坛周报之于体育类报纸,比如中国美容时尚报之于美容类报纸,这些媒体都在各自的领域内拥有着其他媒体所难以企及的影响力。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去看待英国小报《太阳报》,我们应当为其纯粹的机敏的资本投机行为而折服。
现实来看,中国媒体受的框框就是太多了,这种框框不仅仅是指国家政策法规,而是指我们办报的理念和想法,并是不所有媒体都必须以一种模式出发,也不是所有媒体都必须刊载差不多的内容。我觉得网络是个好东西,它的好处在于释放与共享,网络上想法太多有时会让我感觉思考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那么多的好点子在网上得以释放,并且能够引起我们共鸣,我想这其中一定有许多可以我们媒体的从业人员得到启发的东西。
我们要突破历史传承下来的种种框框,比如发行,我们有必要去尝试打破所谓的“媒体二次销售”理论,不再认为把读者的付费行为作为一种销售行为,而是把发行作为一种降低经营低成本的手段来看待,把发行、采编、策划作为报纸产品(注意力产品)的一个生产环节看待,不再将读者付费行为变成采编义务的一种负担时,发行部门就是利用报纸产品置换出我们广告客户需要的注意力资源。在这里,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想提醒大家,打破那些看起来金科玉律的办报框框,充分考虑资本的谋利本质和市场自由选择的规律时,我们办报会有更多的方式选择。
因此,我们在办一份新媒体或接手经营一份新媒体时,关键就是要从一开始就要明确自己的立场,“我是做一份纯粹的政治性媒体?还是一份商业性媒体?”,而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尴尬位置上,向左向右都有束缚。作为商业性媒体,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我们做内容是因为广告需要,内容是服务于广告的,内容只是广告的载体之一。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办报是为哪些广告客户服务的?在综合评估这些广告客户的价值后,然后再顺位再考虑我们需要置换哪些人群的注意力资源?决不能一味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再去培育这个广告市场,让广告客户跟着即有受众去走,这违背了资本投机的本性。先定客户,再找客户所要的受众,再开辟吸引这类受众的内容,通过发行置换这类受众的注意力资源,然后将注意力资源兑换为广告收入,因为受众从一开始就是为广告客户而设计的,因此广告客户的满意会使其持续其投资行为,持续的投资一方面可以盈利另一方面用来维护受众的忠诚,从而形成良性的螺旋上升。这种媒体成长路径的设计就是我们通常强调的媒体经营中的“广告导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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